香港着名武侠，科幻作家，电影编剧倪匡早前过身，引动两岸三地纷繁复杂的情感迸发。从个人成就上来讲，倪匡在香港文化茁壮发展的黄金时代成名，成为那个时代引领风潮的重要人物之一。借助香港文化当年的强势输出，倪匡的作品成为了全球华人共同的记忆。卫斯理，六指琴魔，独臂刀，原振侠等这些家喻户晓的标签，以及倪匡先生引以为豪的“屡替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个人简介，共同铸就了倪匡在华人世界的巨大影响力。但是，除了写作才华横溢，倪匡还有一个不容世人忽视的标签，那就是坚决反共。也因为这个标签，让他生前身后名趋于两极化。

香港台湾乃至其他国家的华人对倪匡的离世多是深表遗憾的，对他的评价大多趋向正面。但唯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因为他自离开大陆后从未动摇的反共信念，引得政治立场大于一切的中共忠诚卫士对他大加挞伐，并编撰谣言对倪先生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甚至全面否定倪匡先生在小说，电影界的成就和贡献，并称倪匡的离世是大快人心。华人坚持了上千年的死者为大的信条，对于中共的忠诚韭菜来说，当然不名一文，远远比不上主子的权势重要。更有趣的是，倪匡先生生前交友广阔，他的逝世当然引发了不少文娱界的名人发文悼念，以示敬重。虽然这些人的悼念未必有政治涵义，但也引发了粉红不满，并对这些名人进行出征，扣上一顶“港独”帽子后，方才心满意足地散去。

一个死人都能让中共的卫士们如此大发雷霆，充分说明倪匡先生毕生坚守的价值—反共是多么重要。笔者甚至认为，倪匡先生在中共的议题上，对于世人的预言和示警，是比他留给我们的小说和电影价值更高的遗产。

倪匡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倪匡是一个连广东话都不怎么会讲，但却能当广东话节目主持，且没有任何人会质疑他不是香港人的奇人。倪匡出生于上海，与当时许多热血沸腾，一心救国的中国少年一样，年少时被中共精心包装而对外展现的进步，平等，自由，民主的形象所骗，毅然辍学加入中共。他先是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后又加入共军成为一名基层军官。在中共内部，倪匡发现原来共军用于欺骗世人的官兵平等根本就是假象。共军内部一样是等级分明，特权横行，且有数不清的思想检查汇报，让生性向往自由平等的倪匡十分失望。

促使倪匡下决心逃离中共魔爪的是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当时倪匡在蒙古驻守，当地冬天气候异常寒冷，由于风雪漫天，影响燃料供应，倪匡等人无法生存下去。倪匡驻地附近有条小河，小河上本有一座简易的木桥，由于冬季寒冷已结冰到底，但当时过河已经不需要桥，倪匡想着先把桥拆了取暖，等度过困难存活下去再把桥搭好，毕竟人命关天。没想到这样一个看似合理的举动，被扣上了反革命罪行，原因可能是倪匡之前养的狗咬伤了当地的共产党的书记，书记怀恨在心，故无限上纲。在友人的通风报信下，察觉到情况不妙的倪匡毅然决定逃跑。倪匡伪造身份证件和印章，先是骑马，再坐火车南下广州，最后经由澳门偷渡到香港。当时的港英政府对已经抵达香港的中国难民算是宽容，祇要你有本事上岸，就可以去办身份证，从此倪匡就成为香港公民。

倪匡的偷渡之路并不算稀奇，当年在中共倒行逆施，灭绝人性的施政下，豁出命去，由中国偷渡到香港的难民何止百万。连今天的李超人，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这等人物，当年也一样是偷渡难民，他们白手起家，借助香港自由的环境，终成一代商业巨鳄。而今天的香港人，估计至少也有一半以上是中国难民的后裔。故此，倪匡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他有勇气偷渡，而在于他稳坐钓鱼台，一眼看穿中共本质的智慧。生死置之度外，都要偷渡到香港的中国难民们想必绝大多数都和倪匡一样，曾经见证过中共的残酷与狠毒，走投无路之下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些人中大多数一旦过了一段时间的舒心时光，就慢慢忘记了当年的苦难，一次又一次被中共的宣传和谎言所欺骗。

1978年，中共宣布改革开放，这些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在港难民就奋不顾身地投向祖国的怀抱。巅峰时期，港资竟占了中国外资的一半。后来香港前途问题摆上台面，邓小平会见香港各界代表，承诺民主回归，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彼时已是香港首富的李嘉诚回乡投资，战战兢兢地问邓小平，五十年之后该如何？邓小平毫不犹疑，回答五十年都不变了，五十年后就更不可能变了。这些看起来十分坚实的承诺，极大地稳定了香港人的民心。那时候想必大多数人都相信，中共真的变了，中共真的会慢慢走向开放，走向民主自由多元。同为香港着名作家，和倪匡算得上同乡，成就祇在倪匡之上的金庸先生得见天颜后，就彻底忘了中共的杀父之仇，毅然和中共合作加入所谓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一心期盼所谓的民主回归。金庸先生恐怕就代表着当时香港的主流意见，再一次被中共的花言巧语给蒙蔽了。

但早在1983年，当时的倪匡已经在他的小说卫斯理系列中的《追龙》对此示警，倪匡隐晦地指出，东方有一座大城市即将毁灭，并写道，“要毁灭一个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灾，也可以是人祸，人祸不一定是战争，几个人的几句话，几个人的愚昧无知的行动，可以令大城市彻底死亡。不必摧毁大城市的建筑物，不必杀害大城市的任何一个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来，这个大城市和以前一样，但只要令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它毁灭死亡。”倪匡后来也直言不讳，这里就是在影射香港。现在看来，倪匡先生在80年代那个中共表面看来还算开明的时期就已经清醒得可怕。

果然，好景不长，1989年中国内部学潮爆发，学生要求反官倒，反贪腐，要民主，要自由。香港上下一片鼓舞，都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在此一举。唯有倪匡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运抗争连“打倒共产党”都说不出口，还可被定位是“反革命暴动”，以后中国会如何看香港，简直不堪设想”。后来中共果然开枪镇压，香港人再次发现原来上当受骗了。一度热衷于民主回归的金庸先生更是在镜头前掉泪，似乎悔恨不已。六四屠杀后，香港爆发移民潮，时人将1997年称为香港的“九七大限”。眼见国际制裁和疑虑纷纷而至，中共在此时又继续欺骗。邓小平1992年开启南巡谈话，又开始信誓旦旦地欺骗世人什么改革不走回头路，谁不坚持改革开放谁就下台，内部又演了一套拙劣戏码。同一年，倪匡先生移民美国，更直言“共产党不死光，我不会回来”。相比其他文艺界的要人，倪匡的反共之路决绝且坚定，他祇上过一次当，就再也不上第二次当了。实际上，中共从始至终的目的就祇有一个，那就是红色江山必须千秋万代，任何人任何事阻止这个目标，那都是毫不犹豫地杀无赦。

香港沉寂一段时间，看着中共似乎又开始放软了步调，很多人又慢慢忘却了不久前才发生的惨剧。当时的歌王许冠杰写了一首“话知你97”，认为即使香港主权移交也没什么可怕的，香港一切照旧，这似乎又慢慢代表了香港市民阶层的心声。倪匡当时曾毫不留情地指出，“过去几年大家有个幻觉，以为接受共产党统治不算怎样。算不上坏到透的事，因为过去几年中共给人一个假象，看似很进步、很开放，努力一直改革努力想中国好，结果现在（六四屠杀），假面具完全撕破了。”可惜，他当时没想到，即使中共的假面具一次又一次被撕破，当它再重新戴上这幅假面具时，仍然有许多人或心存幻想，或不敢反抗，愿意继续配合中共演这出戏。所以很多人看到97年后好像香港没变，就相信以后也会是这样，就又回流香港了。香港人的这一次幻想，就直到14年的时候才开始被戳破。就连黎智英，在08年以前也是爱党国的，相信党国会悔改进步。

倪匡自从离开中国后，就再也没相信过中共，也未曾再踏入中国大陆一步。坊间传言倪匡曾言“妓女都比共产党可信”，但倪匡大叫冤枉，并笑称“把妓女和共产党比，根本是对妓女的侮辱”。他也隐晦表达过对那些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人的不满，他在1994年出版的卫斯理系列的《闯祸》一书中写道：“天生奴性的人太多了，这样的情形维持了半个多世纪，居然还可以维持下去。那些屈服在强权势力前，丑态百出的人，真比蟑螂还叫人恶心。”他更是直言相信一国两制的人很天真，“香港被中共统治后，共产党有自己的统治原则，现在人们讨论一国两制被破坏，我听了不禁失笑，我说他们很天真……我根本不相信有一国两制这回事，有什么破坏不破坏？不存在这个问题嘛，共产党说了算，有什么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共产党说的，共产党说的，几时靠得住过？”他认为爱国就必须反共，反共才是爱国。他曾被香港粉红质问，问他是不是中国人，爱不爱国，倪匡答“我当然是中国人，我当然爱国。如果我不爱国，还反共做什么呢？”

不过倪匡自己也坦言“晚节不保”。他太太住不惯美国，一定要回来香港，为此一直认为亏欠太太的倪匡不得不妥协，自毁誓言，也回流香港居住。他不得不叹息，所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不过此生已经没有遗憾，生死置之度外，还有什么好怕的。鉴于倪匡的知名度和统战价值，中共高官一直希望倪匡回大陆去看看，并拿出高楼大厦那一套证明中共管制有方，但是倪匡态度坚决，并戏谑回应：“要凑五到十个真正的‘反共作家’，组织一个‘反共作家回国考察团’”，中共祇好作罢。

倪匡波澜壮阔的一生，恰恰是一部中共反口覆舌史，他预言的许多关于中共的话都很遗憾地应验了。所以，他可谓是最了解中共的中国人之一。倪匡的妙语连珠，无疑给了世人很好的启示，那就是无论中共讲什么，都不可信。无论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或者是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人如果不警醒，就祇会重蹈覆辙。香港的经验，也说明了“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的铁律和悲剧。在自由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阻挡中共的入侵和渗透，这才是倪匡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