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深夜，上海闸北的街道被昏黄的路灯笼罩，一队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正朝着这片土地进发。他们以为能像占领东北那样轻松拿下上海，却不知一场让他们胆寒的血战即将拉开序幕。

战争的导火索

故事的伏笔早在10天前就已埋下。1月18日下午，上海马玉山路，日本日莲宗的五名激进分子以化缘为掩护从事间谍活动，随后上演了一出“受伤”戏码，日方借此大做文章，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四项无理要求：市长正式道歉、逮捕凶手、赔偿损失、解散所有抗日团体。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更是公开威胁，若中方不满足要求，帝国海军将采取“必要措施”，同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在上海登陆，战争的阴云愈发浓重。

1月28日下午4点，日本驻沪领事馆又放出“中国抗日分子计划在日侨聚居区放置炸弹”的虚假情报，要求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20公里。尽管上海市长吴铁城几乎答应了所有要求，包括下令解散上海所有抗日团体，但日本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们要的是一场战争。

绝不重演“九一八”

当晚11点，盐泽幸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在12点前撤出闸北。距离最后期限只剩30分钟时，上海闸北天通庵车站，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156旅旅长翁照垣接到了蒋光鼐的电话，当被问及对日军要求的意见时，翁照垣斩钉截铁地说出一个“打”字。这一次，中国军队接到的不再是“不抵抗”命令，而是“倭寇犯境，守土有责，撞打第一枪者，坚决还击”的铁血指令。

十九路军3.3万将士全线进入阵地。日军初期投入海军陆战队2000人及武装侨民约4000人，且拥有军舰、飞机、坦克等优势装备，而十九路军只有步枪、机枪和少量迫击炮。但装备的差距并未磨灭将士们的斗志。

在天通庵车站，日军小队大摇大摆前进，却陷入十九路军的埋伏，5分钟内50名日军全部被歼灭；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十九十九路军士兵爬上屋顶，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日军坦克，堵住其进攻道路；在四川北路，日军海军陆战队第三大队队长空闲升少佐挥舞军刀指挥冲锋时，被中国狙击手一枪毙命，成为抗战中第一个被击毙的日本高级军官。

战斗持续到29日凌晨4点，日军不仅没能占领闸北，反而留下300多具尸体，而十九路军仅伤亡100余人。盐泽幸一站在“出云”号旗舰上，用望远镜看着闸北方向，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他终于明白，对面不是东北军，是铁军。

阵地与生命的较量

真正的恶战在2月7日打响。日军见闸北久攻不下，改变战术进攻吴淞炮台和江湾，同时增派第九师团、第24混成旅团，总兵力达到4万人。2月7日，日军集中30艘军舰，包括“加贺号”“凤翔号”航空母舰，对吴淞炮台狂轰滥炸。守军十九路军78师156旅旅长翁照垣站在废墟上对士兵高呼：“我们身后就是上海，就是中国，今日，我与阵地共存亡！”炮战持续三天，吴淞炮台几乎被炸平，中国守军却始终没有后退，排长陈正伦双腿被炸断后，拉响集束手榴弹滚向日军坦克，以身殉国。

2月20日，庙行大战爆发，这是淞沪抗战中最惨烈的一仗。日军第九师团全线进攻，中国守军拼死抵抗，阵地反复易手七次，一个连上去两个小时就全员牺牲。但士兵们没有退缩，因为他们知道，退一步上海就完了。庙行战役持续四天，日军伤亡30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5000余人，日军未能突破防线。

日军的三次换帅堪称奇观。第一任盐泽幸一豪言“四小时占领闸北”，结果打了四周还没拿下，被撤职时对着东京方向鞠躬道歉“我低估了支那军”；第二任野村吉三郎改为“稳步推进”，却在上海的巷战中寸步难行，每前进一米都要付出惨重代价，仅一周就被撤职；第三任植田谦吉带来“海陆空立体进攻”的战术，却遇上了国际调停的开始，也遇上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意志。

未尽的抗争

3月1日，日军玩起“暗度陈仓”的把戏，主力正面佯攻，另派第11师团在浏河登陆，这里是中国守军防线的侧后方。浏河守军只有一个连，他们血战一天，全部牺牲，日军由此撕开中国军队防线的缺口。

3月1日晚，蒋光鼐召开紧急会议，此时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已伤亡1.4万人，弹药只剩三分之一，日军形成包围态势。在现实的无奈面前，撤退的命令被下达。3月2日，十九路军发布退守待援通电：“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然援军不至，腹背受敌，不得已撤至第二防线。”

撤退是有序的，但士兵们哭了，他们守了34天，最后还是退了。这场战役虽以撤退告终，但中国军队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展现出的铁血忠魂，让日军见识到了中国军人的不屈意志，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